除了摆地摊，消费券也是提振经济利器

来源 | 亿欧网（公众号ID：i-yiou）

作者 | 杨俏

“继多个城市推出消费券之后，6月3日，北京也加入了发放消费券的城市序列之中。自6月6日起，北京将采取22亿政企专券+100亿平台券齐发的模式，向千万市民“撒钱”提振消费。

据介绍，这些消费券可在北京地区餐饮、购物领域参与商户线下门店消费时使用。这是北京市历史上，第一次启用全市级别的消费券发放。”

《消费者信贷和失业》作者、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米德曾经说过，国家直接给每个公民发放社会分红，可以作为反周期的政策工具，起到在经济萧条时期扩大消费的作用。

2009年，杭州的春节，消费券成为了居民的消费新风向。

当时，杭州拿出上亿财政资金向全社会发放消费券，加上当时的“福利性消费券”，总计约2亿元，受益人群达到132万人次，包括15.2万户“新杭州人”家庭。

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认为“当前问题是消费不足，消费不足导致企业开工不足，开工不足导致员工失业，失业导致消费能力低下，解决这个恶性循环的根本出路是拉动内需。”

拉动内需就需要刺激消费，刺激消费需要消费券。

消费券启用的第一天，新华书店解放路、庆春店及西城广场店，3家门市销售额达到50万元，一月份销售额同比上涨27.5%，春节期间销售额则同比上涨9.87%。

杭州贸易局调查数据显示，在拉动倍率来看，超市使用消费券所产生的放大效应恰恰是最低的，16家大型超市消费券放大效应仅为1.78倍。在家电产品上的拉动效应高达5.4倍，消费券购买大额商品拉动放大效应则达到了10倍。

走在前列的杭州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的消费券制度最早开始尝试。除了杭州之外，为促进复苏，保障民生经济，不少城市地区也推出了消费券计划。

成都政府拿出价值3791万元的消费券，发放给全市困难群体，每人100元；

台湾向岛内民众统一发放消费券，具有台湾居民身份以及已取得居留许可的内地、港澳及外国人士每人均可领到面额3600元新台币的消费券；

苏州旅游局在北京发放10万张消费券，旅客凭券可享受三至七折优惠。

2020年，为应对疫情而发放消费券的政策风靡各大城市。杭州作为“首批吃螃蟹者”，再度引起了周边城市的羡慕。

3月27日至今，杭州已经发放了多轮消费券。以3月27日杭州市发放的第一轮消费券为例，杭州用平均35.1元的政府财政补贴撬动了124.6元的新增总消费，拉动效应达到3.5倍。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研究显示，在杭州，每1元补贴可拉动3.5元至5.8元新增消费。

相比于2009年，反向挤压了消费需求的消费券措施，2020年的杭州，无论是消费券，亦或是其使用途径，都带来了不错的效果。

这一新兴事物不论从理论还是实践，都存在一些质疑的声音。消费回补，如不能转化成拉动消费的“真金白银”，那么消费券便成了“无用券”。

“对于消费券的无用论一直存在，消费券无用论是在经济学基于长期边际分析得出的。”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经济学博士邵晓翀认为，消费券确实会透支未来消费，仅仅每年的双十一，人们就囤够了一年所需的必需品，集中在一天爆发。

而对于商家而言，列入消费券范围的商家会受益，没有被列入的商家客流会减少。再加上本来就想花钱的市民，因为消费券的原因选择等一等或放一放。

“我们要看到所有事情的一体两面，以上情况的存在也使得政府发放消费券并不是常态化的运作。”2009年作为后次贷危机时代，2020年是后疫情时代。时间节点明显透露出，政府消费券更大意义上是传递信息。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金融副教授、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黄张凯也对亿欧表示，消费券的发放更多的是稳定本地就业，安抚百姓情绪，对本地经济主要是指引作用，发出信号，而不能将其单纯地看成是一个经济政策。

追风消费券

后疫情时期，被压抑的消费欲望在消费券的刺激下，更是迎面扑来。全国28个省市、170多个地市联动发放消费券，刺激本地经济复苏。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拉动经济的是三驾马车‘出口、投资、消费’，如今外贸锐减、消费内需不振，唯有政府投资是解决历次经济危机的良药。”邵晓翀直言。

3月2日，山东济南率先宣布将发放2000万元文旅消费券；

3月26日，广西全区各级财政开始发放超1亿元消费券；

4月1日，广东佛山开始发放7亿元消费券，市财政投入1亿元，此外各区、镇街、商家匹配优惠额度共约6亿元；

4月26日，北京西城区开始发放1.5亿元消费券；

消费券都具有乘数效应。所谓乘数效应便是少量金额的消费券能够撬动数倍以上的消费。消费处于休眠的状态下，发放消费券的乘数效应是最大的。

郑州商务局统计，首期5000万元消费券发放3天内，兑付1701万元，带动郑州市场消费2.01亿元；广东全省旅游行业的商家，在消费券发放后，交易总额提升7.9倍，服饰美容行业提升8倍。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介绍，今年“五一”期间，全国餐饮、住宿行业消费复苏指数比清明假期分别增长18.84个和15.25个百分点，消费规模已恢复至去年同期7成，比清明假期提升约2成。

包括电商平台，融合线上线下的多元化消费形式拉动消费增长：

拼多多五一期间通过发放现金及消费券的形式，带动了上海线下实体销售额及上海品牌线上销售额总计超32亿元；

京东推出了多个双品节会场，投入超10亿元的营销及促销资源；

阿里联动生态伙伴淘宝、饿了么、盒马、飞猪、高德等APP，全面刺激消费市场。

在政府发放消费券、电商平台放利消费者之际，微信、支付宝两大生态成为了政府发券和民众领券、商家核销的连接器，在多个城市释放出倍数以上的“乘数效应”。

微信运用微信支付、社群、小程序等数字化运营工具，带动线下企业的高速营收。

微信数据显示，五一期间，微信支付线下消费总额较3月环比增长30%，环比3月份同期，休闲娱乐行业增幅521.60%，餐饮行业增幅216.25%，零售行业增幅48.44%，出行行业增幅64.48%。其中3天，40岁以上人群消费券核销金额占到了51%。

蚂蚁集团CEO胡晓明表示，3月份以来，全国有超过100个城市通过支付宝发放数字消费券，平均“杠杆效应”超过8倍，最高达到15倍，也就是每1元支付宝消费券直接拉动8元消费。

数据来源：北大光华&支付宝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感叹：“在中国，做数字消费券是一次创举”。

最新的消费券成绩单显示，28个省市、170多个地市累计发放消费券达到了190多亿元。

消费券对经济的刺激，是一个从需求—生产—就业—收入—需求的循环式链条，从需求端刺激供给端的持续性影响，因此往往和地区产业侧重密切相关。

各个城市都在根据自己的自身产业需要设计消费券。例如山东推出2000万元文旅消费券、河北省实施体育消费券补贴政策、广东广州财政则是补贴了新能源汽车。

发券传统

消费券的历史比想象的更长。

消费券的发放最早可以追溯至美国大萧条时期，美国首创的“食物券”。

股市的崩盘、困顿物资短缺、存货上升、银行挤兑、货币投机等，这一切都让人们的生活艰难不已，内需不振。

罗斯福上台后，实行了一系列“罗斯福新政”。其中，“食品券计划”作为扩大国内食品市场的方法被广泛使用。

低收入、无收入家庭可根据各自家庭情况，每月购买一定数量且额度不等的食品券用于消费，后期联邦政府财政部再承担食品券费用。此项目旨在实现扩大农产品销路和救济穷人。

后续，食品券计划又经历过了被取消到被重启。1964年，国会才批准通过食品券制度由临时计划变为永久性计划的草案。

2008年，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该计划更名为补充营养援助计划（SNAP），焦点放在了营养上，为低收入家庭投放健康食品；2009年，SNAP计划受益人群创下历史新高，领券人数达到了3150万人，政府兑换食品券达到550亿美元。

此项计划已经发展成为常规性的贫穷救济制度，至少400多万美国人受益。

20世纪90年代，经济泡沫破灭和亚洲金融风暴的来临，让日本陷入了长期的经济低迷。1991年到2011年，日本实际年均经济增长率只有0.9%，在主要发达国家中是最低的。

为了应对冲击，1999年，日本提出了“地域振兴券”，向15-65周岁的弱势群体每人发放2万日元消费券，发放总额达6000多亿日元。

消费券尽管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居民消费，但结果总的来看不尽人意。

消费券面对的主要是拥有小孩的家庭和生活相对困难的群体，对必需品消费需求强烈的这类群体只消费必需品，少了额外消费，消费券的发放形成了对原有消费的替代而非补充。

还有更多的日本民众用消费券购买生活必需品，将省下的钞票存入银行。

参考日本发放全国消费券的案例，仍不能忽视消费券对于消费倾向的短期快速提振，和部分行业的中长期重塑所带来的影响。

也并不是每一个城市都能将消费券完美落地，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在消费券的发放过程中冒了出来。

美国“食物券计划”在2011年5月份，申领食物券的人数创历史记录，达到了4580万人。相关食物券的开支从2000年的170亿美元飙升至2016年的710亿美元。

巨大的财政支出，导致美国政府2019年年底决定调整食物券发放标准，近70万民众将无缘再领取该项福利。预计此项目的调整，能替联邦政府未来5年省下55亿美元开支。

日本的“地域振兴券”发放群体受限，消费券成为了“替代性”产品，而非“补充性”产品。最终消费券仅有3成被用于消费，6成以上转化成储蓄。

类似的情况也在2009年的杭州出现了，杭州消费券的发放，也让部分居民将钱转为了储蓄，挤压了消费需求。

同时，政府希望消费券更多的用于本土家电品牌产品，但最终有约80%的消费券流向采购食品饮料等日常生活必需品。

当时的杭州市商务局副局长朱铮表示，2009年财政投入的10个亿资金，最终核销不到3个亿。

但是在11年后的当下，人们在网络上使用消费券，这让消费券的发放效果呈现倍数级增长。

温州消费券累计领取用户数超367万人，核销用户数超317万人，用户核销率（核实兑换使用过的消费券占比）为86.4%；佛山南海区累计投入财政资金1亿元，总核销率高达99.09%。

无论是对政府，还是对普通市民而言，跳出消费券本身，消费券对经济快速复苏都是最佳的助力策略。

“政府发放消费券行为，表面上是在为需求端发放消费券，本质上是降低供给侧价格，将有限的资金精准投放至供给端，去库存。”邵晓翀认为。

写在最后

从美国食物券，到日本地域振兴券，再到如今全球的电子消费券。

互联网都让传统的“消费券”有了更精细化的运作方式，定向行业的使用、微信支付宝钱包卡包的领取、政府官方APP的发放等，消费券的使用途径不再局限于线下。

分散在城乡角落、街巷之间的夫妻老婆店，甚至一个路边摊等小商小户，他们可能经营着一家包子铺，可能开着一个水果店，也能通过支付宝及微信发放数字消费券，享受其带来的益处。

小面额的消费券发挥的杠杆作用，也让这些市场经济运行中的毛细血管，推动了整个经济在低迷期的重新运转。

致谢：

感谢以下行业人士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观点和数据，特别致谢（排名不分先后）：

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经济学博士邵晓翀，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金融副教授、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黄张凯，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金融研究中心秘书长许小青等多名行业人士

参考资料：

1.《促进消费的国际经验及启示》，王水平

2.《美国食品券项目及其启示》 ，王正友

3.《消费券透视》，董登新

4.《中国地方政府发放消费券经济作用初探》，李旭东